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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法治如何两翼齐飞?江苏的打开方式是这样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11-07

  今天,法治贯穿于治理的各个环节,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绝不允许以言代法、徇私枉法;强调“依法治理是最可靠、

  今天,法治贯穿于治理的各个环节,法治思维、2020年崇明区专业技能储备人才招聘和选调生招录开始啦!,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绝不允许以言代法、徇私枉法;强调“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杜绝“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动司法公信力大幅提升。这些深刻变革,凝聚起全社会的法治信仰,筑牢了国家制度文明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轻型化判决多到逐步加大刑事处罚力度、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从重打击到以生态修复为主,从“三审合一”到构建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探索司法保护环境的“中国方案”,我省环境资源审判护航美丽江苏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司法使命。

  数千吨生活垃圾漂浮江面,污染数十公里,导致太仓两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被迫一度中断供水去年底,10名非法倾倒垃圾组织者、实施者被判处1年半至6年半有期徒刑,并处4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罚金。

  对环境污染犯罪全环节、全链条打击,彰显我省法院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绿水青山的司法导向。各级法院通过依法判处实刑、慎用缓刑、强化罚金刑等手段,精准打击违法排污、异地倾倒固废、走私进口洋垃圾、非法采矿、非法捕猎等各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

  一组数据,记录我省环境资源审判在保护绿水青山、蓝天净土方面的不懈努力

  案件数量大,5年来受理一审案件4342件,审结3939件,463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罚金总额达1.5亿余元。

  大案要案多,钱某某等走私固体废物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固体废物数量最大、涉及被告人最多的走私固体废物案,11个单位和33名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张某某等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是全国最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15名被告人全部当庭被判处刑罚,该案被评为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刑罚力度强,全省法院对于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力度逐步加大,从轻型化判决多、缓刑适用多,到逐步加大刑事处罚力度、严格控制缓刑适用。盛鸿公司等走私固体废物案是海关总署2014年缉私十大案件,有好的漫画网站推荐个吗,主犯何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以经济手段遏制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犯罪行为,全省法院积极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罚、预防功能。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向新通扬运河偷排废酸2698.1吨,涉案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刑期5年,该公司被判处罚金2000万元。

  “今后对于环境污染的打击将是全方位的。”省高院环境资源法庭法官陈迎举例,一个企业雇佣他人偷排工业废水,过去可能仅追究直接倾倒废水者个人责任,如今,上游生产提供废酸的企业及其主要监管者也会被追责。除巨额罚单,企业还将面临降低绿色信用等处罚,“贷款额度会下降、利息提高,甚至无法贷款”。

  因经营的石英石加工厂非法排放含酸废水,连云港的顾绍成成了全国首例“劳役代偿”案受罚者,在当地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监管下从事清运垃圾、清扫街道,或在烈士陵园从事花木修剪、浇灌、管护等工作。如今,顾绍成不仅完成960小时的劳役,还承包2000亩地种果树,让荒山披上“绿装”。

  办理一个案件,修复一片生态。我省法院以公益诉讼作为环境司法保护的突破口,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以生态环境切实修复为价值目标,不断加大环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司法保护力度。

  2014年至今,全省共受理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99件,结案147件。其中,受理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8件,数量居全国法院前列。由泰州中院一审、省高院二审的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常隆等6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判令6被告承担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成为全国法院最大赔偿数额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我省探索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起步较早。早在2012年9月,无锡中院就与无锡市检察院制定《关于刑事附带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实施意见》。2015年我省作为全国试点探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全省法院现已受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141件。

  恢复性司法,是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价值体现。我省各级法院不简单采取“一赔了之”的处理方式,而是根据案件特点,依法判决生态破坏者恢复原状或进行替代修复,“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修复性裁判执行模式渐成常态。

  在蠡湖惠山景区管委会等建设项目侵害环境公益诉讼案中,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创造性地判令被告以“异地补植”方式承担其破坏环境造成生态破坏损害的替代修复责任。

  在保证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我省法院充分运用审判智慧,实现多元利益的综合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同。比如在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常隆等6家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省高院还判决可依照被告申请和提供的有效担保,对其中的40%予以缓交,并可以在一年内以技术改造费用予以抵扣。

  10月24日,“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案”一审落槌,因非法捕捞、收购和贩卖“水中软黄金”鳗鱼苗,59名被告最高被判承担连带赔偿858.9万余元。

  1700多万网民在线旁听庭审,让这起南京环境资源法庭第一案“刷屏”。该案的审理,也是对我省环境资源审判新一轮改革成果“9+1”审判工作机制运行的一次检验,展示我省环境资源审判的能力水平。走专门化审判之路从一开始就打上改革烙印的环境资源审判,有着蓬勃的改革内生力。

  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相互交织,法律知识与科学知识高度交融,需要法官同时熟悉三大诉讼程序和实体法律、具备环境科学知识。

  2013年11月起,我省法院打破三大诉讼程序壁垒,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同一审判机构归口审理,指定部分基层法院在设区市范围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而由于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环境资源审判中,跨行政区划污染中难以全面追究污染者的环境侵权责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环境执法、司法尺度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要求,今年7月1日,省高院启动运行“9+1”工作机制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在长江流域、太湖流域设立9个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庭,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跨设区市集中管辖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实现跨区域全流域保护。

  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亚平介绍,“9+1”机制改革,是最高法院交给江苏法院探索环境资源保护“中国方案”的改革任务。涵盖一个地区全部审判层级,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各类型案件的环境资源专门审判体系,是中国独特的创新性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这项机制的运行,将为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贡献“江苏经验”。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办理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件,首创以新闻媒体发布公告方式寻找有起诉权的公益组织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之一,4年多来,我省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道路上“破冰”前行,共提出诉前检察建议12412份、提起公益诉讼488件,构筑起保护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安全网,为践行依法治国、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为司法保护公益探索“江苏样本”。

  去年5月,睢宁县检察院发现,当地有15家违规家畜养殖场设在黄河故道禁养区,这些养殖场圈舍破旧脏乱,粪便满地,污水四溢,有的甚至直接排放到黄河故道,威胁百姓饮水安全。

  检察机关立即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当时政府整治关停6家养殖场后,仍有9处整改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随后多次实地走访调查,推动消除污染,但由于种种现实困境,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今年3月,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联合睢宁县人大、政协和相关乡镇、部门,召开黄河故道睢宁段水污染综合整治“圆桌会议”,推动各单位加强工作力度,形成合力开展综合治理。会议召开两天后,黄河故道睢宁段禁养区内最后一家养殖场的15座大棚被依法拆除,水污染源彻底消除。

  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问题,检察机关将诉前督促整改作为公益诉讼工作的重心,努力通过诉前程序消除公共利益损害。试点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2325件,向有关社会组织发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建议87件,支持提起诉讼44件。

  “公益诉讼不是为了争输赢,更不能以监督者居高临下,而是为了推动解决问题、维护公益。”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汪莉说,通过发出检察建议、诉讼风险提示,开展约谈、走访,召开“诉前圆桌会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自行履行职责,使公共利益在诉前程序中得到有力维护,也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主动性、积极性,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经诉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比例从2016年的69%上升到去年底的93.4%。

  10月24日,由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59名被告人因非法捕捞、收购和贩卖“水中软黄金”鳗鱼苗,最高被判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850余万元。近年来,严厉打击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推动追偿修复并重成为江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常态。目前,全省已提起199起此类公益诉讼案件,占全部公益诉讼的40.6%。

  聚力守好青山绿水、助力长江大保护、守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国有资产和土地安全紧盯公益核心领域,对有关部门和组织不回应诉前检察建议、不积极履行职责的情形,检察机关“不依不饶”,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9件、行政公益诉讼70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399件,构筑起公益保护的检察屏障。

  在办理一起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案过程中,南京市检察机关发现多家省级三甲医院处置医疗废物不规范,随后依法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其对30余家医院开展专项整治,推动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消除隐患。

  “办理一案,带动一片。”汪莉说,公益诉讼不是简单地“就案办案”,而是将办案与促进行业整治、区域治理结合起来,针对共性问题和普遍性问题,推动开展行业系统治理,以点带面,不断放大公益诉讼的实际成果和社会效应。

  去年6月,因在微信群侮辱谢勇烈士,被告人曾某被法庭判处在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这是自去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英烈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英烈名誉保护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目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范围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大领域,但现行法律条文在表述公益保护范围的时候加了一个等字,这就为检察机关履行公益保护职责预留了空间。”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说,为落实中央要求,我省还将审慎开展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大数据安全、互联网侵害公益等领域的公益诉讼研究探索,守护更多公共利益。

  公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借助各方力量,变“独角戏”为“大合唱”。

  如今,公益诉讼中,“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鉴定评估难”“损害修复难”等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

  今年7月,省检察院与省生态环境厅合作成立的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成立,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省环境监测中心、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三方合作,为全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提供更加权威和高效的技术支持。而在此之前,省检察院与省生态环境厅已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环境保护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的意见》,寻求信息共享、人员互派、院外专家参与辅助办案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如今,检察机关已与国土、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进一步推动形成公益保护共建共治共享大格局。

  随着公益诉讼越来越多走进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成为公益诉讼的重要参与对象和力量补充。去年起,江苏全省统一开通公益诉讼举报电线,“公益眼”“随手拍”等移动实时在线举报平台在全省推广,不少地方还创新推出“公益损害观察员”制度和公益诉讼奖励机制,打通公益诉讼线索收集的“最后一公里”。去年5月,因举报某社区医院医废处理不规范问题,无锡市民李冰收到滨湖区检察院发放的全国第一例5000元公益诉讼举报奖金。

  检察机关还督促推动相关社会组织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并根据需要,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起诉,鼓励和帮助社会组织发挥应有作用,增强公益司法保护的社会参与。目前,全省检察机关支持公益组织提起诉讼的案件已有28件。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继续推动公益保护与全省发展合力合拍、同向同行,努力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司法保障。”刘华说。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我省从群众需求出发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织牢权利保障的严密法网,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把法治江苏建设推向纵深。

  8月底,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商务部工作人员宋先生向江宁开发区法院非诉讼服务中心送来一面锦旗,上书“创新司法、高效为民”等字。“高效便民,不伤和气!”谈起“非诉”,他高兴地说,之前公司6 个案子在手,3个通过非诉方式和解,最快仅用一周时间,大大提升了民营企业法治获得感。

  近年来,我省开展调解程序前置试点,在各级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和“律师工作站”。今年以来,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建设,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公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等方式多元化解纠纷,初步形成“非诉”和“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二元格局。

  “非诉”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减压阀。连云港市中院诉讼服务中心建立诉讼服务、诉讼引导、立案登记、案件速裁、诉调对接、涉诉信访、司法辅助等“七位一体”服务体系,推动大量纠纷解决在诉前。南京市江宁区探索建立非诉讼纠纷解决综合平台“1+3+N ”模式,第一时间定纷止争。“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特优势。”江宁区司法局局长刘春明说,6月以来,全区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综合平台化解矛盾纠纷15358 件,同比增长78.4%。

  “非诉”的引入,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紧张局面。江宁开发区法院立案庭庭长胡腾云说,法院构建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调解员+书记员”组成的调解速裁团队,专业调解员唱主角,法官及时提供法律指导。“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每月案件数达800多件左右,平均有120件通过非诉方式化解。”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有利于社会风险释放和社会张力减压。”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说,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法治框架内运用乡规民约、道德文化等规范行为,有利于促进社会自治善治。

  江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大力提升援助质量,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去年,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8487件,受援人99267人,其中农民工48854,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10.7亿元。

  近年来,我省推动受援人群由低保人群向低收入人群延伸,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适当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目前,苏州、无锡、盐城、宿迁等地将经济困难标准调整为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

  在应援尽援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应援优援。去年以来,江苏以法律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建立全省法律援助服务对象数据库,目前入库贫困人口、低保、五保等人员信息137.6万余条。按“一户一策”“一户一案”要求,为贫困户制定法律援助方案,提供法律服务。全省办理涉农贫困人口法律援助案件16850件,办结率68%。

  省司法厅、省财政厅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指导标准的通知》,建立法律援助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机制。“根据服务质量上下浮动一定比例,确定不同级别补贴标准,从而促进服务质量提高。”省法援中心主任唐俊说。

  保障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刑事法律援助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目前,我省所有县市区均已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试点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域全覆盖,审判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8294 件,比试点前增长349.8%。今年7月,孙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直到社区矫正报到期满时仍未报到。江苏天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惠兵顶着高温,前往孙某家中耐心劝导、释法明规,最终成功劝导他完成手续。此前,姜惠兵已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全程为孙某提供刑事法律援助。

  江苏是2003年以来全国首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省份。截至5 月底,全省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0.1万余人,按期解矫36.3万余人,在册社区服刑人员3.8万余人,重新犯罪率始终处于全国较低水平。

  2014年,我省颁布施行全国首部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明确“坚持惩罚犯罪与教育矫正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相结合原则”,最大限度把社区服刑人员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谈话谈心消除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阴影,帮他们找工作、解决生活来源,想办法解决养老保险等近年来,我省发挥教育矫正攻心治本作用,针对性实施道德、文化、心理健康教育等,协调人社、民政等部门开展就业指导、专业培训,对符合条件人员落实低保、临时救助、就业就学等政策,消除再犯诱因。

  “我以后不会再干违法犯罪的事,一定做好妈妈、好公民。”徐州人李某讲起自己的转变,由衷地感叹。犯盗窃罪的李某因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偿还每月2000余元房屋贷款,情绪日渐低落。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司法所矫正小组不仅通过心理辅导、感化教育让她振作精神,还帮她租下一间20 平方米车库做缝纫加工,鼓励她应聘送餐员。如今,李某送餐业务越来越好,每月收入5000余元。她还成为一名江海志愿服务者,空余时间主动帮助邻里。

  目前,江苏紧扣入矫、矫中、解矫“三期分段”的教育管理主线,突出分类管控、精准矫治、损害修复、智慧矫正“四个关键”,构建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省司法厅相关人士表示,我省探索启动社区矫正损害修复项目,经过近两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初步形成以“犯罪人修复、被害人与社区修复、规范修复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等四重修复为基础的江苏社区矫正损害修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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